这个问题延及南宋，矛头已直斥王安石变乱价值体系之非。据《宋史·陈公辅传》记述，在经历了“靖康耻”张邦昌伪楚、刘豫伪齐，金人南下，兵荒马乱之后，陈于绍兴六年（1136）受召为吏部员外郎，旧事重提：
今日之祸，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，不能维持天下国家，平时既无忠言直道，缓急讵肯伏节死义，岂非王安石学术坏之邪？……王莽之篡，扬雄不能死，又仕之，更为《剧秦美新》之文。安石乃曰：“雄之仕，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。”五季之乱，冯道事四姓八君，安石乃曰：“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。”使公卿大夫皆师安石之言，宜其无气节忠义也。
正是“靖康之乱”的无情事实，使“气节忠义”问题不能光停留在谈佛论道的学理之辩，一变而为“当下关怀”的现实焦虑。冯道的“但教方寸无诸恶，虎狼丛中也立身”已非关个人修养，而是民族大义问题。以后类似问题还出现过多次，比如明末钱谦益的“投诚”，比如现代周作人的“陷敌”。如果说唐人还曾对“安史之乱”中因“陷贼”而接收伪职的诸臣评价不一的话，后世则已形成全民共识，尤其以近世抗日战争时期为最，后话不提。